5月23日，网友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外举牌抗议，称不满富士康“十连跳”后给出的“员工个人原因”的说法，希望找出真相，阻止“第11跳”，一时引来众多富士康员工围观。但5月25日早上，富士康又传员工坠楼噩耗。陈以怀摄
     接到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时，还没说明来意，金盛华就蹦出一句：“要采访？富士康？”
     这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的手机里，传来汽车马达的轰鸣声。“我们正在赶往深圳的路上。”他说。
     5月25日凌晨，又一条年轻的生命飘逝于富士康科技集团（以下简称“富士康”）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整齐的楼宇间。包括金盛华在内的一批心理学家旋即再次被邀请，组成专家调查团，赶赴富士康厂区进行调查。
     不论调查结论如何，很多人在悲叹生命逝去的同时，已经觉得非常不可理解，为什么一个公司会有这么高频度的自杀事件？这段时间来，一再被曝光的富士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，究竟会给员工的内心造成怎样的影响，会不会就是这些年轻人自杀的重要诱因？媒体在此事件中有没有责任？许多问题耐人深思。


     自杀会不会传染？

     对于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，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林永和持保留态度。

     林永和长期从事高校心理咨询工作，并担任北京高校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工作研究中心主任。在他看来，自杀事件虽然不是不可以报道，但“越淡化越好”，因为越是报道得详细、全面，造成传染、效仿的可能性也更大。“媒体应该适度地报，并进行合理的掩盖，绝不要加以渲染。”

     事实上，大众传媒与自杀行为之间的关联，很早就被注意到了。

     1774年，歌德的小说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出版后，社会上有不少青年效仿小说主人公维特饮弹自尽，“维特效应”从此被定为引发自杀模仿行为的学术名词。

     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杜骏飞撰文认为，就自杀案例而言，“维特效应”确乎存在，“最近的例证就是2009年7月以来富士康厂区内接连发生的员工跳楼自杀事件，其中有5起密集地发生于2010年3月11日至4月7日的短短28天中……人们开始谈论媒体关注对‘维特效应’的引发和放大”。

     他引用研究结果表示，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斯通过对1947年到1968年之间美国自杀事件的统计发现，每次轰动性自杀新闻报道后的两个月内，自杀的平均人数比平时多了58人；而在媒体报道了玛丽莲．梦露的自杀新闻之后，那一年全世界的自杀率增长了10％。

    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教授方平也认为，就富士康跳楼事件而言，“在媒体的报道下，悲观情绪被放大了。”他也认为，过度渲染有可能引起自杀率增加，但在他看来，这不应该被称作“示范效应”，而应该叫做“情绪传染”。

     但富士康跳楼事件中，学者们并不满意国内媒体的表现。他们认为，将这些事件视为灵异事件，将自杀原因神秘化，视之为“魔咒”、风水问题，并不利于减少轻生的悲剧发生，甚至还有媒体采取煽情、渲染的报道方式，“让人感觉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在里面，这绝不应该”。

    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王极盛也认为，“暗示、模仿、传染”是造成富士康工厂跳楼事件不断发生的行为链条，“如果不打破这个行为链，悲剧还有可能会发生”。他建议，富士康应尽快聘请有资质的、高水平的心理专家进入，对员工进行心理辅导，扭转员工心态，打破这条行为链。

     摩登时代的悲剧缩影？

     在接二连三的事故后面，富士康这一巨型公司的制度及环境被挖掘出来，并被仔细考量。

有许多媒体将富士康视为喜剧大师卓别林的伟大作品《摩登时代》的中国缩影。在那部影片里，卓别林演的产业工人查理不停地在传送带上拧着螺丝钉，生产线飞转，不容他有任何休息，他稍有分神，整道工序就陷入了混乱。结果是工长呵斥他，经理也通过电视挂屏警告他。无奈，他只能像机器人那样拼命快速地工作。慢慢地他眼前的一切都幻化了，别人的鼻子也成了他眼中的螺丝钉。然而工厂还不满足，仍在想方设法提高生产效率，比如想引进“自动喂饭机”等，让工人吃饭的同时还能工作。终于，这种机械、紧张且单调的生活，让传送带前的查理精神紧张过度，神志失常，被关进了疯人院。

     许多媒体的报道都提到了富士康与《摩登时代》中那家公司的相似性。比如，据《南方周末》报道，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上，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。有工人说：“就站在机器前，‘罚站’8小时（一个班8小时），一直工作。站着的时候，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，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，一直不用站起来。要是可以躺一分钟，那就是天大的享受。”再比如，富士康每位员工从流水线下班以后，就连吃饭也是从传送带上拿饭盒，然后找到位子去吃等。

    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中，也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富士康的制度和环境的机械性。

    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刘翔平认为，连续发生自杀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劳动时间太长，造成员工身心疲惫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员工又很少与人沟通交流，没有社会、文化生活，身心上的疲惫无法排解。“就算是对于一个正常的人，一天的生活除了必要的吃饭睡觉就是在生产流水线上，这是谁都受不了的，更不要说自身容易罹患抑郁症的人，可能就会产生痛苦和绝望”。

     方平也认为，高强度的工作、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“会降低人的认知能力，高度焦虑的情绪会对人的决策和判断造成影响”。

     降低劳动强度，建立群体归属感

     从此前的自杀案例来看，一些进行调研过的心理学家认为，很难与富士康的工作压力、“血汗工厂”联系起来，而是与富士康员工个人的心理疾病，特别是抑郁症有关。

     刘翔平认为，把这些事件归结为一个社会问题、心理问题，这当然没错，“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还是一个医学问题”。

     他建议让精神科医生进入企业，进行普查、识别，进行心理疾病知识的普及和讲座。“有抑郁倾向或者抑郁症症状的人是不能忍着的，应当立即停止工作，进行药物治疗。临床上早已证实，通过药物干预是可以治疗抑郁症的，也就不会发生这种极端的行为了。”

     很多人在报道中看到了富士康奇特的一面，比如打工者不愿在同事中交朋友，即使住一个寝室，互相不知道名字的情况也普遍存在。富士康曾开展过这样的节目，只要有工人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，便奖励现金，但是，绝大部分人答不出来。这里的打工者被认为处于“原子状态”，相互之间非常疏离。
     研究表明，个体的社会关系越是孤立和疏离，就越容易发生自杀行为。《自杀论》作者涂尔干说，“集体的力量，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。”

     这种疏离化甚至让性格开朗者陷入迷途，被广泛报道的自杀员工卢新，就曾经报名参加过“快乐男声”比赛，唱歌、跳舞、旅游样样喜欢。
     林永和认为，富士康应该建立群体归属感，让打工者摆脱机械人和原子人的状态。
     在刘翔平看来，富士康应该缩短劳动时间。他说，国家有必要出台劳动法规限制工作时间的上限，并且要求企业严格遵守，不能有任何的逾越和违反。“人都是有一定承受限度的，不能无休止地让他们从事这种强度极大的劳动”。
     刘翔平认为，自杀的核心的原因就在于自杀者对未来失去了希望，他们觉得活着没有乐趣，也没有意义。“在我们看起来，好像觉得如果干不下去了可以辞职啊，可以离开啊，干嘛非要自杀呢，但是他们已经想不了这么多了。他们长期站于流水线上，长期孤独，他们变得绝望，觉得根本没有出路，摆脱不了厄运，到哪里都是一样。这种心理特别可怕”。
     方平也建议通过减轻工作强度降低员工的心理压力，但他更强调组织集体活动的重要性，“这正是富士康面临的最大问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