纽约时报曾报导过发生在北京的两则迥然不同的相亲故事。一则是一位自称“大人物”的富有单身男子花了超过50万美元，让一些职业的爱情猎头在全国寻找他心目中的理想妻子：比他小18岁的，皮肤如牛奶一般细腻光滑的处女；另一则是一位因自己儿子40岁还未婚而担心的母亲，余女士，四年来每天呆在当地的“相亲公园”（确实，现在有许多公园已经成为了为单身儿女忧心的父母们互相见面、安排相亲活动的地方）为她的儿子寻找伴侣的故事。余女士的儿子经济状况不好，却又十分挑剔，每每让他母亲所安排的见面以失败告终。

      一位读者向我们询问对这类事情的评价。表面上看来，上文那位单身男子聘请爱情猎头的做法或许值得质疑，因为这样寻找配偶的方式与邮购商品无异。另外，那位母亲则显得对自己的儿子过分担心了。她何不让儿子亲自来寻找他的女友呢？美国人虽然会把大到照看小孩、小到超市购物这类的事情都外包给别人来做，但是他们在寻找真爱这一点上绝对倾向于自己动手。（当然，像《为百万富翁做媒》里描述的场景除外啦。）

     目前我住在深圳，正在写一本关于爱情、做媒和婚姻的书。我花了大量时间与当地居民探讨这些问题。尽管上文提到的两种情况有些极端，但你们可能会惊讶的发现，纽约时报所报导的那些寻找配偶的方式，在中国其实是十分常见的。

     我们先来看一点历史资料。大约100年前，中国的城市革命者（urban revolutionaries）首先引入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理念。然后在1950年，政府（试图）在全国范围内取缔多妻制和包办婚姻的行为，他们希望年轻人在选择伴侣的时候能够有发言权。而在60年前，这种想法还是极富争议的。

     中国是个重传统的国家，但是一些改变仍然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发生了。最终，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有三种类型的婚姻：包办婚姻、“介绍”婚姻和自由婚姻。这里的“介绍”指的是男女双方通过媒人介绍认识（与相亲类似），见面后决定是否深入交往。媒人可能是朋友、父母或者当地的某位领导。单身男女通常要拒绝好几个对象之后才会选择出一个交往对象。自由婚姻则是一种男女双方不经过安排而邂逅，自己从相爱到结婚的婚姻。

     人类学家的调查结果显示：尽管婚姻形式出现了新的选择，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，包办婚姻才大范围消失。到1999年，在中国农村中，介绍婚姻仍旧比自由婚姻盛行。通过媒人约定见面是普通且为社会所接受的方式，因此，纽约时报报导的那位单身男子付给爱情猎头的一大笔钱，只不过是支付给媒人的费用罢了。虽然雇佣猎头人的行为并不常见，但从本质上说，爱情猎头和那些忧心的父母、朋友、同事是一样的。

     固然，相较于大多数家长，上文报导的那位母亲花费在为儿子找寻对象上的时间是多了些，但这样的“相亲公园”是绝望的父母们最后的手段了（我曾在深圳的莲花山公园参加过一次这样的聚会）。由于中国的儒家传统，“每个人都应该结婚并且生育小孩”这种思想早已经在中国父母辈的脑海中根深蒂固。

     相较于美国人很少在恋爱之前结婚的做法，中国家长催促孩子们在25岁到30岁之间结婚，而不管这段婚姻是否基于爱情。家长们的“催婚”方法相当有效。在25-29岁的中国女性中，只有20%还保持单身——而在美国，这个数字是40%！在结婚的年龄方面，父母们会给男孩子留更多的余地，但是如果一个男孩子直到35岁还不结婚，他的母亲一定会急坏了！

     像“大人物”和余女士那仓促且不基于爱情的婚姻法则——寻找一个年轻漂亮又自爱的配偶——乍听起来是露骨而粗鄙的，但这个要求和进化心理学家所说的，世上男性所普遍追求的一个年轻健康的伴侣，并没有太大出入。一个单身的男人年纪越大，他们所娶妻子的年纪相对更小。此外，最近一项关于速配（speed-dating）的研究表明，随着选择的增加，参与者最关注的指标落在了身高和体重之上。

     而另一方面，余女士也感叹，她曾试图为儿子介绍的一些北京女人所提出的要求，也和“年轻貌美”一样毫不浪漫。她们的第一个问题总是：“他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吗？”当余女士说没有之后，她们就没有继续询问有关她儿子的性格或是价值观的情况。从表面上看来，她们赤裸裸的物质主义甚至比“大人物”的要求还要露骨。

     现今的确有部分中国人希望为了爱情而结婚，但女方要求男方在婚前购买房子或车子也似乎是无可厚非的。一位28岁的女士告诉我，她和她的美国丈夫在结婚两年后至今仍在租房子住。虽然她并不完全赞同现下流行的功利主义，但她仍然为自己没有房子而感到丢脸。“结婚两年了还没有房子，我的朋友和同学会怎么看我？每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就会觉得非常尴尬。” 中国的婚约的标志一直是男方给予礼物或是现金，而不是女方给予嫁妆，而现下女方对男方的买房买车的要求俨然是旧时代“聘礼”的一种新表现形式。

     将婚姻的决定与这种公然的商业交换绑定起来的做法，或许违背了美国人结婚时“无论富裕或贫穷……”的理想信念，但其实是我们自身了解到的情况有限。尽管70年代初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，几乎三分之二的女大学生表示，她们会嫁给一个她们不爱的男人——只要他拥有其他一切她们认为她们的伴侣需要拥有的东西。但到了90年代，只有不到10％的人仍旧持有这样的观点。

     在婚姻决策的问题上，中国目前还没有进入到“后物质主义”（post-materialist）时代，人们还在纠结是否将爱情奉为婚姻的中心。当爱情不是婚姻关系的基础（在19世纪年之前它都很少是）之时，经济或政治的必要性将取代爱情来加固这种婚姻关系。正如一位22年岁的女选手在中国电视交友节目那句臭名昭著的宣言所说：“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，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。”这种观点正映射了中国式婚姻的代价，不是吗？

来源：果壳网